将农村群众的生活文化、风俗伦理积极运用于法治实践，引导鼓励群众自己去探索什么是良好的、适合的法治
今年1月28日，湖北襄阳老河口市6岁男童凡凡（化名）惨遭自家婶婶（张某）割耳砍下巴案一度引发社会强烈关注。近日，老河口市人民检察院已以故意伤害罪对张某提起公诉，凡凡父母为其写下了谅解书（5月26日新华网）。
一起本是自家亲人相残的恶性案件，随着办案过程的推进，亲情氛围反而浓郁起来。据了解，犯罪嫌疑人张某在看守所里多次给凡凡父母写信致歉。凡凡母亲杨红艳说，她和丈夫已写了谅解书，是因为家里的老人和凡凡的叔叔（张某的丈夫）身体不好，需要人照顾。再则，张某的孩子只比凡凡大五天，“我们不希望这事也在她孩子心里留下阴影。”
读到这样的细节，足以令人动容。作为普通的农村居民，凡凡家人对亲情伦理的珍视和以德报怨的情怀，放在今天这样一个浮躁多变的年代愈发熠熠生辉，由此带给人们的启示还远不止这些。
凡凡被伤害案是今年春节前后全国发生的几起恶性案件之一，这几起案件的共同特点包括：发生在农村地区，属于熟人作案，源起于看似不起眼的小事。类似案件的发生提醒人们，各种现代化因素正对广大农村地区传统社会结构形成冲击，容易造成矛盾纠纷多发，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矛盾纠纷调解机制。
我国农村自给自足绵延数千年，有许多情况是比较特殊的。费孝通曾经说过，“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，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。”“依着现行法去判决，时常可以和地方传统不合。”这些观点直到今天依然适用。凡凡父母所写下的谅解书就表明，农村群众有时并不一定严格追求法律意义上的正义，而是更重视矛盾纠纷处理结果与人情、伦理、礼仪等传统文化内涵相契合。
许多个案都说明，离开传统文化的浸润法治很容易干涸。在传统文化浓厚的环境里，法治刚性的一面会得到加倍放大，如果二者不能在一定程度上融合，那将会造成新的社会关系的破坏和断裂，衍生出更多矛盾。试想，假若没有张某和凡凡父母之间的道歉谅解为前提，而仅仅只是严格按照法律判决执行张某所应该接受的惩罚，在农村现实境况下很可能新的甚至更深的矛盾就此埋下伏笔。
如果了解到这一点，我们就应该意识到，农村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建立和完善，要以增强农村社会和群众自我调解、自我治理能力为发展方向，充分利用农村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，从长远眼光看问题，灵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合理引导，促使各类矛盾得到全面、深入、彻底地解决。
法学家苏力并不主张机械套用法治本土化的说法，他更习惯于使用“本土资源”一词，他说，“一国的法治最终如何，从来不是法学家说了算的。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其法治”。农村普通群众已经习惯于那种洋溢着人情和睦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生活氛围，剑拔弩张、对簿公堂不是他们大多数人想要的结果。
脱离传统文化去追求理论上、教条式的法治本土化没有意义，应该从实践中来，到实践中去。将农村群众的生活文化、风俗伦理积极运用于法治实践，引导鼓励群众自己去探索什么是良好的、适合的法治。让群众通过自己熟悉的文化话语、方式方法逐步接触领悟到法治的精髓，直至从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和路径，才能在更广的层面重构与现代化进程更相适应的矛盾调处机制。
